9月21日，由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道農研究院主辦的“中國綠公司圓桌會”在北京可口可樂亦莊工廠舉行。本次圓桌會有來自“中國綠公司百強”企業的代表，還有來自非政府組織和研究機構的專家。

　　活動從上午11時開始，訪問團在可口可樂政府事務總監李玲平女士的帶領下，參觀了可口可樂公司的三條灌裝生產線。了解了可樂生產的整個流程。在生產線上，我們看不到很多員工，幾乎各個環節都是自動化的，包括配液，裝瓶，旋蓋，包裝。整個工廠除了機器的轟鳴，難得聽到人聲。

　　隨后，參觀一行人又來到了可口可樂的展廳，在這里，我們一起追尋了可樂的歷史。引導員解說到：“可口可樂最早來北京是在1927年，先到上海。1949年退出了大部分地區，1979年重新進入，在中美建交之后，在北京首先建廠。老廠是在豐臺區五里店，1992年建立公司。1981年是與中糧一起合作的。當時的可口可樂，只能供外事活動用，而且是玻璃瓶產品。現在我們不僅有四條灌裝線，全國還有42家，每個省市都有。所有的質量都是相同的，全球都一樣。”在參觀活動接近尾聲時，全體參訪人員還有幸品嘗了具有歷史味道的玻璃瓶裝可樂，并在展廳前合影。

　　下午1點半，圓桌會正式開始。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秘書長程虹女士首先代表主辦方發言。她介紹了綠公司項目的源起，綠公司項目的歷史，以及“綠公司”概念的演進。并點出“綠公司圓桌會的宗旨就是要把各種所有制的公司，各行業的公司聚集起來，大家坐在一起，探討理念，找到方法，最大限度地關注和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接下來，李玲平女士發言，她詳細介紹了可口可樂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她指出，可樂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體現在四個方面：水資源的管理;生產與物流中的能源管理;可持續包裝的創新;和保證消費者的健康。

　　在水資源管理方面，可口可樂不僅逐步提升了水資源在工廠中的利用率，而且也積極推動在工廠外的保護，可樂公司希望到2020年實現向大自然返還等量的水，實現“水中和”。在能源管理方面，可樂正在與海爾合作，研發一種“零排放”的冰箱，這個冰箱不僅能夠智能作業，而且能夠將自身的二氧化碳循環利用，實現零排放。

　　在包裝方面，可樂也在尋求創新，目前，可口可樂正在研發用科學手段做到30%的包裝材料來自農產品的廢渣。而在未來的3-5年，可口可樂希望做到100%的包裝材料來自農業廢渣。另外，在消費者健康方面，可口可樂也一直致力于各種社區活動。通過飲食教育、環保教育、健康教育來促進社區學校的建設。目前，可口可樂在中國已經建立了113所希望小學，并通過舉辦各種活動為希望小學籌集善款。

　　隨后，李玲平還對可口可樂面臨的各項挑戰進行了真誠的分析。她指出，可口可樂面臨的首要挑戰是供應商管理。如何監督和管理供應商對于保證可口可樂的飲料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在信息披露方面，國內各類型的企業并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披露標準，而且各公司的披露周期也不一致，造成社會的一些誤解，給企業帶來了不必要的輿論壓力和麻煩。

　　她舉例說，去年社科院給可口可樂的信息披露評了零分，這對公司有很大的觸動，因為可樂報告披露的周期有問題，使得社科院對可樂發布的報告有了誤解。最后，李玲平提出建議，能否討論一下，企業該如何進行信息披露，才可以使企業更加透明，更加健康。

　　第三個進行發言的嘉賓是北京大學創新研究院的蔡劍老師，他的發言圍繞著三個問題展開：第一，可持續供應鏈的重要性;第二，建設可持續供應鏈的關鍵問題;第三，可持續供應鏈的創新模式。

　　他指出，中國供應鏈管理的成本過高，舊有模式的供應鏈反應速度遲滯。企業必須理解供應鏈中不同權益者的需求，通過生產或服務重組，引進革新技術，提高整個環境的投入產出效率，并在供應鏈中執行新的服務，如碳足跡、安全識別，低碳品牌等，提高整體的技術含量與文化價值，以此重構供應鏈的網絡價值。

　　最后，蔡老師還與大家分享了正大集團的案例。他指出，該集團首創了“四位一體”產權模式，通過整合政府的政策資源、銀行的金融資源、龍頭企業的技術和市場資源、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土地和組織資源，共同搭建多方共贏的新農村建設和發展平臺。而這一產權模式值得更多的企業借鑒。

　　主題發言結束后，在道農研究院研究總監劉婉瑩的主持下，圓桌討論正式開始。主持人參會嘉賓分成四組，每組由來自不同企業和機構的成員組成。并提出，會議可以圍繞兩個問題展開：首先，可持續發展的信息披露對企業的美譽度有多大的影響;其次，企業在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中遇到哪些困難，如何解決。

　　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中，各小組對兩個問題進行了非常充分的溝通和對話。在討論總結發言中，有三個小組認為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對企業美譽度的影響是中性的。而且對于不同性質，不同行業的企業來說結論也不一樣。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時期，企業的信息披露更應該謹慎。

　　而對信息披露中遇到的困難，大家的意見比較一致，那就是“標準”問題。雖然各種國際標準機構都制定了很多可持續發展的信息披露標準，但各種標準并不統一，尤其是對于不同行業的企業來說，行業特殊性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另外，因為標準難以獲得公信力，社會中的利益相關方，尤其是消費者，也會對企業的披露信息產生質疑，這又給企業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爭議和麻煩。